毛泽东与张闻天的矛盾恩怨（胡乔木）
毛、张长征中合作有矛盾。
毛泽东曾提及一个故事。张闻天下令，要求全体人员按时起床，届时吹响号角。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清晨难以起床，于是他生气地质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新兵？朱德总司令可从未禁止过我这么做！”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特地邀请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仁们共同商讨关于撰写回忆张闻天先生的文章事宜。张培森、程中原、已故的施松寒以及我本人均参与了此次座谈会。
胡乔木取出已撰写的一页文稿，解释道，他着手撰写了文章，却因视力不佳，难以完成篇幅较长的作品。此外，他的脚部亦患有疾病，虽属短暂不适，但在四月份期间却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回忆张闻天》一书的截稿日期迫在眉睫，因此特地邀请我们前来临危受命，解燃眉之急。
他的此次谈话内容，已主要被编入《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该文业经本人亲自修订并核准。该文先后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予以公开发表。
未能纳入整理的内容，主要聚焦于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关联。胡乔木曾坦言，此类题材的叙述颇具挑战，实属“难以着笔”。
二十余载光阴荏苒，如今大家对党史中事实资料的公开披露抱有更为迫切的期待，同时鉴别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亦显著提升。基于此，我认为整理整理当时的历史记录（尤其是那些尚未公之于众的部分）已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记录在整理过程中曾得到张培森、程中原二位的细心复核。
毛泽东、张闻天延安时期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有深怨。
1941年，我被调任为毛主席的秘书。在这段经历中，有些事情确实难以落笔。
毛主席曾向我询问对张闻天的看法。我回应道，印象颇佳。他曾对冯文彬提出过批评（注1），这对我们而言颇具助益。
毛主席对张闻天颇感不悦。他强调，你并未真正了解此人，依我看，他难以胜任任何工作。
恰逢那年秋季，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免去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位。毛主席在会上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存在空谈、高傲、胆怯、软弱、自私等问题。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过于自负，与人交往甚少，深入群众的机会不多，对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亦不多。即便开会，也总是围绕着议程一、二、三、四进行。
毛主席批评有道理。
那场针对张闻天撤销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的决定，其背后亦与他在三次“左”倾路线中的责任密切相关，尽管他在遵义会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政治形势的分析及其他问题上，张闻天与博古意见相合，但在苏维埃的具体政策制定上，二人存在分歧。
那批评，我事后才得知。
继而，张闻天抵达绥德（注3），归返后参与了为期一段的整风运动，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延安期间，张闻天所著的《论待人接物问题》颇具影响力，不仅在解放区引起了广泛关注，亦在国统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常人认知中，共产党人被误以为不重人情，不遵循待人接物的礼节。本文正本清源，消除了这种偏见，为共产党人的形象进行了正名。
然而，在整风运动中，该文章却遭到了批评，指责其缺乏阶级立场。
康生批评强烈，毛主席亦不赞同。
实际上，该文阐述了社会存在阶级差异的观点，并强调了与不良势力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这始终是毛主席未能圆满解答的谜题：谈及人性，便触及阶级的印记；而一旦察觉有人谈论人性，便立即予以反驳。
过火批评了他。
在七大选举的讨论中，张闻天的贡献虽被提及，但焦点更多地集中在王稼祥身上。然而，张闻天的实际影响力并不逊色于王稼祥。他不仅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更是在会上被推举为总书记。
在一段时期内，毛主席曾邀请王稼祥至杨家岭居住，无论何事，均会向他征询意见。
此后，有人传言“山沟里是难以孕育马克思主义的”，此言出自王稼祥之口，毛主席因此对他态度变得冷淡。
毛主席后信任王稼祥。
在中联部工作的后期，成员间出现了分歧，王稼祥受到了批评。他坚持认为，对欧洲和平运动应持支持态度，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方案，主张分而治之。随后，他们共同撰写了一封联名信。
毛主席心中颇为不悦。然而，他对王稼祥的态度相对更为和善，且王稼祥的解放时间亦较早。
毛主席对张闻天的情感颇为复杂，积怨颇深。在整风运动期间，他撰写了数篇文章，对张闻天进行了集中的批判，而这些文章，他并未打算公之于众。(注4)
毛、张、王
毛：洛甫意见大致可行。
1944年，毛主席指派张闻天、陈伯达以及我本人担任其政治秘书一职。（注5）
与张闻天共居枣园。
张闻天编纂的《中国革命大事记》犹如一部详实的年表，蕴含着极高的历史价值。若能觅得此书，实为幸事。(注6)
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围绕毛主席与陈毅的矛盾展开。
毛主席曾言，红军若欲取得最终胜利，务必坚决抵制陈毅主义。若不对此进行抵制，革命事业恐将遭受失败之厄运。
陈毅性格随性，行事不拘小节，对于命令常置若罔闻，而对于禁令则屡教不改。相较之下，毛主席要求极为严谨，一旦政策既定，便必须严格执行。他虽言辞幽默，但在处理事务时却毫不含糊，态度严苛。
陈毅抵达上海之后，周恩来便叮嘱他务必严格遵循毛主席的领导。陈毅遵命返回，这才促成了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
古田会议主要聚焦于朱德与陈毅两位同志。毛泽东同志虽属少数派，但他坚信无法达成共识，遂选择退出前敌委员会。
陈毅后来登门拜访，他于是着手撰写了古田会议的决议。因此，决议中提出了极为严格的主张。
担任政治秘书的职责，实则并不繁重。张闻天便专注于撰写个人笔记与回忆录，勤奋不懈。彼时他尚年轻，与所记叙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去不远，因此对所记之事记忆清晰。
起初，毛主席嘱咐我们负责起草七大的报告，然而，他最终认为我们所拟定的版本并不适用，于是决定亲自从头至尾撰写该报告。
张闻天（1900—1976）笔名洛甫、上海南汇县人士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张闻天同志抵达东北，自那以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
在1948至1949年期间，他专注于经济建设方针的研究，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报告。
在这一阶段，他针对合作社问题提交的报告，提出农村供销合作社应进行盈利分红，与少奇同志的观点产生了显著分歧。少奇同志对此类主张持根本否定态度。
洛甫强调，企业应当追求利润，而少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利润并非企业的根本宗旨，因此洛甫的表述有所不妥，将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少奇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曾言，你的来信虽未细阅，然就洛甫之意见而言，其内容大致可行，稍加修改，亦堪采纳。毛主席赞同张闻天。
1950年，张闻天受命赴京，肩负起担任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重任。
原本在1945年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之际，党中央便有意派遣张闻天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毛主席曾命我草拟相关新闻稿，并特别强调需在稿件中明确指出张闻天先生曾亲身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央最终决定改派董必武先生出席。
张闻天继任王稼祥为驻苏大使。
在王稼祥任职期间，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一度紧张，苏联方面甚至怀疑我国将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当王稼祥归国之际，竟连一场欢送宴会也未得安排。
张闻天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便登上苏联的政治舞台，形势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他告别苏联之际，苏联方面给予了他热烈的欢送。
随时间推移，当批判张闻天之际，提及王稼祥在苏联遭受冷遇，而你却备受瞩目。实则，张闻天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更为出色的把握能力。
1954年，我赴苏联寻求治疗，多次前往我国驻苏大使馆。张闻天先生热衷于调查研究，曾通过电报向国内传递苏联的时事动态，中央对此给予了较高的关注。
我建议他撰写更多电报，详述苏联在领导方面的经验与方法。那时，我观察到我国在领导经济方面似乎偏离了正轨，而苏联在管理经济方面则显得井然有序。因此，我期望他能多发电报，以期对国内产生积极影响。然而，随后他所撰写的电报并不多，这或许与当时中苏之间的分歧有所关联。
张闻天负责领导使馆，内部运作井然有序，赢得了众多人的信赖与支持。然而，在这段叙述中，措辞的精准度确实颇具挑战。部分人士与外交部之间的联系，关系复杂，难以一概而论。
1958年，陈毅接棒周恩来，履新外交部长一职。当时，中央高层曾对张闻天是否应继续留任外交部进行了深思熟虑。
周恩来评价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工作态度极为认真细致（如他曾经亲自对我国各驻外使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巡回视察，此类举措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外交部领导层中鲜有先例），因此他主张将张闻天留任。
张闻天的工作获中央好评。
毛泽东：这些新兵从何而来？即便朱总司令也未限制我接纳他们！
毛、张长征中合作有矛盾。
毛泽东曾提及一则故事。张闻天要求全体人员按时起床，届时鸣响号角。由于毛泽东夜间工作，早晨难以起床，他因此大发雷霆，质问是谁的新兵？朱德总司令也从未禁止过我这样做！
张闻天勇于承担责任，本可对此类事务置之不理。然而，他身上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使得他难以坐视。
还有一次，毛主席会上给了张文件。
张闻天：此事不宜在会上讨论。
毛主席将文件随手掷于地面，以示会议不应仅限于问题讨论。
毛主席的讲话如海纳百川，内容丰富，一席话便能涵盖众多道理，且道理深刻。
张闻天偏爱于遵循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他主张会议前需做好充分准备，设定明确的议程，并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执行。
列宁曾下令，会议发言时长不得超过五分钟。某次，一位工程师的发言超时，随即遭到了列宁的制止。张闻天随后亦采纳了此法。
毛主席对此种会议形式颇感不适，常在会议中变换讨论议题。
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而其后排自左至右则分别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郁达夫：你能成为诗人。
在庐山会议上，我的观点与张闻天较为一致。实际上，早在苏联时期，我们在探讨国内形势时，意见便已显示出显著的相似性。
《歌特》一文由张闻天执笔（注7），其创作并无争议。然而，该文影响力有限，或许是因为作者不久后便离开了上海，未能对“左联”的实际运作产生显著影响。即便周扬、夏衍未曾采纳，鲁迅亦未对此文表示认同。
彼时，我们创办了一份尺寸为32开的刊物，定名为《中国青年》。
1941年二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张闻天早年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然而，张闻天本人并不赞同再次发表此作。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向他详细阐述了我的理由。
彼时，绥米警备区方才恢复稳定，青年学子云集，文化素养普遍较高。基于此，我认为出版《飘零的黄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从张闻天处得知，小说问世之际，郁达夫曾对他说道：“你的这篇小说宛如一首诗篇，你大有潜力成为一名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堪称一篇优秀的作家评论。就对中国作家王尔德的评析而言，自那以后，国内似乎鲜有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著问世。而张闻天所译的《狱中记》至今亦无新的译本能够取而代之。
1959年，张闻天庐山